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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夜，台北中山堂后台的化妆间。

    弥漫着发胶、汗水和一种微妙的紧张感。

    谭咏麟对着镜子，第十次整理他那件改良中山装的领口。

    嘴里嘟囔：“罗大佑？那个写《之乎者也》骂街的？等会儿他会不会上台砸我吉他啊？”

    镜子里，映出张国荣沉静的脸。

    他正在给左手腕，缠上一圈透气胶布。

    不是受伤，是槟城带回的习惯，那颗橄榄核此刻正躺在他衬衫口袋里。

    贴着心脏。“阿伦，你去年在红磡被女歌迷扯掉衬衫扣子时，也没见你这么慌。”

    “那能一样吗？那是爱！这是，”

    谭咏麟卡壳了，“这是什么？学术交流？文化碰撞？还是鸿门宴啊？”

    门被推开，赵鑫走进来，手里抱着他那把原木色的吉他。

    他今天穿着简单的黑色衬衫，袖子挽到手肘。

    左手腕的旧伤胶布，和张国荣如出一辙。

    “是考试。”

    他把吉他靠墙放好，“台湾乐坛给香港乐坛出的考题。题目是：除了情爱缠绵和西洋模仿，你们还有什么？”

    化妆间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窗外，隐约传来前场观众入场的嘈杂声。

    中山堂一千八百个座位，今晚全满。

    海报上并排印着谭咏麟、张国荣、徐小凤、邓丽君的名字。

    底下还有一行小字：“特邀交流嘉宾：罗大佑。”

    “罗大佑到了吗？”

    许鞍华探头问。

    她作为《橄榄树》导演随行，今晚要在交流会上播放三分钟片花。

    “在后台抽烟。”

    赵鑫笑了笑，“我刚才看见他了，白衬衫牛仔裤，头发乱得像三天没睡，但眼睛亮得吓人。他问我：‘赵鑫，你的《琴话》我在美国同学那里听过，那个《红隧回声》，吉他和城市噪音打架，最后谁赢了？’”

    “你怎么答的？”

    张国荣轻声问。

    “我说，没打架，是在对话。就像今晚，不是香港对台湾，是所有的声音在找一个共鸣箱。”

    七点三十分，灯光暗下。

    主持人陶晓清，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，走上舞台。

    她四十多岁，衣着朴素。

    但一开口，整个场子就静了。

    “各位朋友，今晚我们不说‘交流’，说‘对话’。香港的朋友跨海而来，带着他们的都市心跳；台湾的孩子们，在这里长大，唱着我们的泥土和风。但音乐从来不分疆界，它只问：你心里有什么，想说什么？”

    第一个出场的是徐小凤。

    她没有穿招牌的旗袍，而是一身墨绿色的丝绒长裙。

    站在孤零零的立麦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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